金文男｜父亲金性尧笔名续谈

金性尧先生

七年前，在二百余万字的《金性尧集外文编》即将付型，做篇目索引之时，我发现其中有二十余个笔名，包括别号、化名、简称等，曾撰《父亲金性尧的笔名》一文，发表于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，受到学界以及广大读者的好评；岁月荏苒，在时代车轮碾入二十年代之际，又将迎来一百四十余万字《金性尧集外文补编》的结集，再次做篇目索引之时，我发现父亲的笔名，包括别号、化名、简称等，又增加了很多，达四十三个，为汇报学界以及广大喜爱父亲文章的读者，也为祈求方家不吝指正，特在此再次综合父亲所有笔名，以时间为序，一一缕述如下。

父亲首次用笔名，当是1933年十七岁时，在家乡《定海舟报》副刊“款（欸）乃”上发表文章，以金矛、毛杆、冒干、杆等署名，写作了十几篇文章；1934年，又在《微明》杂志上，以毛杆署名继续发表文章。现在想来，必是因为父亲是长子，小名大毛。金矛即姓加小名的谐音，毛杆、冒干、杆，也全由小名化出。此外，在《定海舟报》副刊“款（欸）乃”上的十几篇文章中，也有四篇用“性尧”简称的。

1934年11至12月间，父亲曾与鲁迅有过四通书信来往。第一封信时，父亲因毛笔署名金性尧字迹潦草，被鲁迅认作“惟尧”，父亲也不好意思纠正，于是将错就错，回信时就自书“惟尧”。鲁迅回给父亲的信，前两封写作“惟尧先生”，后两封则写作“维尧先生”，鲁迅日记中也有记载。这也可算是父亲笔名史中的一段佳话了。

1935年，父亲首次以赵天一署名在《社会周刊》上发表文章《无锡速写》，1950年时，继续以赵天一署名在《亦报》上发表文章。1989年7月3日，他在《叶落归根》一文中，提到曾用“赵天乙”为名，“在《亦报》也写过几篇小文”，四十年以后，七十三岁的父亲竟错把赵天一误记成“赵天乙”了。然而，在父亲生前出版，且经他自己认可的《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》（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版）和《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）中，均作赵天一。

《金性尧集外文补编》（以下简称《补编》），补入了父亲以赵夫署名发表在《亦报》上的文章，想必是因为同一天连发两文，一篇已署名“赵天一”，另一篇则署化名“赵夫”了。

《补编》还收入了署名金性克、性克于1936年3、4月发表在《》上的文章，当是父亲字迹潦草，报刊失校之故。

文载道是父亲青年时代最爱用、也是知名度最高的笔名。文载道，顾名思义，显然是取自韩愈“文以载道”的意思，可见青年时代的父亲充满着书生意气。他自己在《忆〈星屋小文〉》中说：“我的‘文载道’的笔名，最初就是发表于《文汇报》上记录斯诺演讲时使用的。”该文即1938年5月15日《论〈西行漫记〉作者埃狄加·施乐及其演词》，自此以后，文载道便驰誉文坛，他在主编《鲁迅风》《文史》《萧萧》等杂志、为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《正言报·草原》《大美报》《》《旅行杂志》《自学旬刊》《宇宙风》《万岁》《古今》《万象》《申报月刊》《杂志》《风雨谈》《天地》《语林》《光化》《小天地》《文帖》等报刊撰写文章时，用的基本都是文载道的笔名。

鑫鸟、星鸟、春秋、秦坑生也是父亲青年时代的笔名。鑫鸟、星鸟皆是性尧的谐音。《金性尧集外文编》第一卷，在1938年3月至年底的一段时间里，上述笔名见报频率极高，有时甚至一天里同时在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及《译报》的副刊“爝火”、“前哨”、“大家谈”或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，发得最多的，自然是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。

坑生、康荪、既激、康既激、阿剌、曼甫皆为父亲在担任《鲁迅风》执行主编时，为《鲁迅风》撰作所署用。这其中，有时是补白需要，有时则是因为在同期杂志中写作了几篇，除了文载道之外，只能分别署名。《补编》又收入父亲以康荪、康既激、谷曼甫署名发表在《正言报·草原》上的文章多篇。

拔心，是《补编》的一大发现。在木圭（母亲武桂芳笔名）短篇集《背上了十字架》（大华文学丛书第一种，1941年6月10日初版）的版权页上，赫然印着“大华文学丛书”第一辑的广告，其中有文载道的杂文集《拔心草》，但此书不知何故未见出版。《补编》收有署名危涕的文章《拔心草》（载于1940年11月1日《正言报·草原》），当是父亲原想编为杂文集，并以此篇名为书名的。这次以署名拔心收入《补编》的共有三篇。

1941年6月10日初版的大华文学丛书版权页

危涕，另为父亲在主编《萧萧》杂志时所署用，第一期上署名危涕发文《上海滩的“家”们》；还见于以危涕署名发表在《正言报·草原》上的文章，这次收入《补编》。

浙儒，是父亲于1940年12月10日至31日在《》上连载《婆娑居旧日记钞》所署用的。

叩关，据父亲生前出版，且经他自己认可的《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》《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》所载，他曾用过此笔名。《补编》收入署名叩关于1940至1942年间发表在《》和《》上的文章十余篇。

刘昱诚，也是父亲在主编《萧萧》杂志时所署用，第三期上有署名刘昱诚的文章《灯前读画记——关于〈顾氏画谱〉》。

还有署名鑫尧发表在《古今》第五十二期的《妇人生须》一短文，想是在《古今》任编辑时为杂志所作的补白。

撞庵、载匋、编者、闻蛩、闻言，皆为父亲在主编《文史》时所用化名。载匋，与“载道”谐音；撞庵，父亲在《〈文史〉琐忆》中说：“另辟了‘文史随感’一栏，其中有个‘撞庵’的，便是我的化名，意思取自谚语的‘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’。”在这之前，父亲已用撞庵做笔名，发表文章在《万岁》《杂志》《国报周刊》上。之后，也是要重笔点一下的是，父亲于1949年11月至1952年2月间，以闻蛩笔名发表在《大报·灯下谈》的文章有六百五十多篇，真是洋洋洒洒，蔚为大观，这次《补编》得以悉数收入。

辛沃、辛奥由“星屋”的谐音演化而来。“星屋”，本为父亲书斋名，取自黄仲则的名句“一星如月看多时”，父亲在1941年时曾出版有巴金亲自编辑的《星屋小文》。他于1948年至1949年间在《论语》《旅行杂志》所发作品皆署名辛沃，1948年在《好文章》所发作品则署名辛奥。

苏式，也是《补编》中的一个重大发现。感忱两位爱好现代文学的年轻朋友祝君和宋君，告知父亲在1982年11月9日以父母亲名义写给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王向民先生的信中，提到自己的十五个笔名，其中包括有苏式，这次经祝君鼎力蒐检相助，《补编》得以收入父亲发表在《大报》上的文章二百五十多篇。颇令我景佩的是，在1950年1月至1952年1月间，曾有二百多天的日子里，父亲以每天两篇的频率见于《大报》，一篇署名闻蛩，另一篇即署苏式；时当建国初期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，父亲尚无正式工作，又正当青年才俊，思想活跃，且紧随时代形势发展，勤奋笔耕，于是就有了这一批今天仍可圈可阅的文章。

唐风，是父亲发表《关于〈唐诗一百首〉的编选》在《文汇报》（1959年3月6日）时所署用，后又用此笔名发表《关于〈兰亭序〉的真伪问题》（1965年8月19日）于该报。

唐木，据上述父亲写给王向民先生的信中云：“文革前的《新民晚报》（胡澄清同志编副刊时）我曾写过《诗人诗事》，用的笔名记不起了，你如需要，可翻查。”经朋友祝君查检当年《新民晚报》，此专栏确实存在，笔名为唐木；《补编》收入父亲以唐木署名的文章八篇。

金性尧先生致王向民先生信

辛屋，也为祝君发现，父亲在《古籍工作的忌讳》一文中，谈及上世纪“五十年代后期”，胡澄清约写专栏，“内容是戏曲舞台上历史人物的故事，即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”，于是顺此线索，蒐检到六十年代初期《新民晚报·故事新谈》中署用辛屋笔名的文章四十篇，《补编》得以悉数收入。

鲁乙庸，为父亲于1982年为复刊之《新民晚报》撰文所署用，同年在《书林》杂志发文也用此笔名。

郭宗，是父亲自撰文介绍《清代笔祸录》发表于香港《大公报》（1989年9月18日）时署用。

父亲用得最多的，尤其是退休后大量著书立说所署用的，自然是他的本名金性尧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《宋诗三百首》《明诗三百首》以及《伸脚录》等十余本文史随笔集，这里就不再赘叙了。

最后，引父亲《笔名一谈》（载于1945年5月4日《》）一文中的话：“就我所知道的，新文艺作家中，笔名最多的要推鲁迅先生，景宋先生还曾经写过一篇谈鲁迅笔名的文章，刊在过去的《自由谈》上。”“尽你笔名之多，聪明的读者还是可以从四面八方侦察出来，最逃不掉的是你已成定型的文章的风格，如鲁迅即其一。”现在想来，父亲笔名之多，或许是当时文人的一种风姿，也可能是摹仿鲁迅之故，自然，笔名再多，父亲那种独特的行文风格，还是令聪明的读者细品文章之后便能辨出，尤其到了晚年，父亲的那些文史随笔，以及驰誉海内外的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中的注释评析文字，更是炉火纯青、千古留存了。

父亲的笔名，除此文收录的四十三个之外，一定还有遗漏，尚祈待喜爱父亲文章的读者以及研究者“侦查”发现，再行补入。

父亲已去，文章永在，笔名亦同不朽。

谨以此文祝贺《金性尧集外文补编》顺利结集出版，并纪念父亲辞世十三周年。